原标题：音乐纪录电影《大河唱》讲述民间艺人生活重新认识脚下土地

正在全国公映的音乐纪录电影《大河唱》，备受影迷、乐评人、影评人好评，豆瓣评分达到8.1。这部电影讲述了把西北民歌唱进现代中国的摇滚歌手苏阳和4位普通民间艺人传承民间艺术的朴实经历。

《大河唱》电影同名图书也在近期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。书中更为翔实地记录了4位艺人的生活与故事，并对4种生长于中国西北地区的民间艺术——秦腔、花儿、说书和皮影背后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深入解读。同时，还原了《大河唱》电影的拍摄过程。

在近日举行的《大河唱》新书首发式暨观影会上，图书与电影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态一起，构成了对黄河、对音乐的一次完整探索。

从片中看到儿时戏台

《大河唱》监制雷建军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老师，此前曾导演过《喜马拉雅天梯》和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等纪录片，一直致力于推动纪录片进院线的实践。

2007年，雷建军的学生送给他一张碟片《贤良》，这是他第一次听苏阳的歌。“苏阳的歌有一股子劲儿，够土但也够高级，土是骨子里的，高级是一种感觉，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自我认同与激励。在苏阳的歌里，我仿佛看到了儿时的戏台。”雷建军很喜欢，这个碟片在他的车里放了非常久，上班路上他经常听。

2016年，得知天空之城影业创始人路伟正在张罗给苏阳拍摄纪录片的消息，雷建军非常感兴趣，大家一拍即合。当时，苏阳正在启动“黄河今流”的综合艺术计划，希望用多种艺术形式共同呈现西北传统的精神世界，这个艺术计划与纪录片的大方向是一致的。

谈起为何要参与《大河唱》这个和自己以往经历没太多关联的电影项目，苏阳坦言，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而民间艺术是其一直想要去传承的，电影中的4位民间艺人与其也已相识多年。

图书策划人涂涂去年第一次知道这部电影，当时就非常震惊：居然会有一个电影公司投入千万元来做一个民间音乐的纪录片，“在我看来，这几乎有一点不敢想象。因此，我第一反应就是能不能把这个题材拿过来，做一本很棒的书。”虽然做书的过程非常难，3个月里编辑们加班了无数个通宵，工艺改了无数次。“所幸，结果是好的。”涂涂说。

采用长期田野拍摄

雷建军说，《大河唱》从一开始就确定为音乐纪录电影，以西北民谣代表人物苏阳为线索，串起与他关系紧密的4位民间艺人。

张进来是银川一家民营秦腔剧团的团长，“传承、创新、引领文化发展”常常被他挂在嘴边，大家开玩笑说，“张团干着民间剧团的事，操着文化部部长的心”。

魏宗富是甘肃环县道情皮影兴盛班的第四代传人，他一边演戏一边种地，一边感叹皮影要灭亡，一边在快手上做直播，努力拓展着传统皮影的当代边界。

马风山是宁夏固原的回族花儿歌手，老一辈人觉得回族不应该唱花儿，身为远近闻名的大阿訇的儿子就更不应该唱，而老马他们觉得花儿就是自己心底的歌。

刘世凯是一个典型的民间艺人，他的主要收入来自承包工程，陕北说书是他跟着父亲顺带学的，虽然不是主业，但老刘依然拥有着两句话抓住台下所有人的能力。

在开拍前，摄制组特别请中国音乐学院专门研究民间音乐的萧璇老师带队，对这些人物进行了3个月的前期调研。“因为我们一旦确定了人物就会长时间跟拍下去，这涉及的成本、时间都不可估量。”雷建军说，萧璇团队回来后写了十几万字的报告，判断拍这几个人物都是成立的。

《大河唱》采取长期田野拍摄的方式，与拍摄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每个月基本按照拍20天、休息10天的节奏。据雷建军介绍，2016年10月开机，4个组加上特殊摄影师王恒一共拍摄了1600小时的素材，完成了对黄河流域4种主要民间音乐形式的深描式记录。《大河唱》的剪辑由经手过《大圣归来》《喜马拉雅天梯》《冈仁波齐》的包晓更牵头，为了达到不同于传统纪录片的感觉，剪辑团队更偏向于由有剧情片经验的人员组成。剪辑顾问德国人卡尔是《盲井》和《苏州河》的剪辑指导，剪辑师余曦是《毒战》《单身男女》的编剧，他们与导演团队通力合作，用12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最后的剪辑。

魅力缘于真实呈现

雷建军坦言，电影最后的呈现与最初的想象并不一样，但这不是设计出来的，而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，“一开始特别散，每个人都是一个片断一个片断，到后来慢慢地每个人相对集中了，达到了我们认为的一个平衡点。但这个平衡点一定不是对观众最友好的那个点，因为如果那样的话，最开始它原始的那些魅力可能就消失掉了。”

往往讲音乐电影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的是会听到怎样的音乐，但是《大河唱》让人看到的是这些人的人生。在电影里面，音乐和生活的关系似乎解答的不是音乐那部分，而是生活那部分。“我们不打算打扰任何一个人的生活，也不想对任何一个人的生活做出评判。”如苏阳所说，电影只是提供了一个观看视角，给大家看了一段和自己一样的生活，“我特别关心的是，观众看完之后，是否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。”苏阳说道。

雷建军也认为，今天能让观众通过影像的方法真实地看到这些人的生活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因此，“貌似我们呈现的都是日常生活，但这些背后，就是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意义，它比我们现在构建的某些高大上的意义更有价值。”

无论是电影还是书，在苏阳看来，都是想呈现给观众、读者一部现代版的《活着》，让今天的年轻人看见一种从没有看见过的黄河，感受并且关注黄河，真正了解生活的土地。对于这一点，初做导演的柯永权感同身受，“在做这部片子之前，我与片中的所有元素都没有关系。我是广东人，生活在海边，且未到过西北，也没有看见过黄河，之前也不知道苏阳是谁。”他坦言，只是在2016年受大学导师雷建军的号召，就一头扎进这部片子的拍摄制作中。但这3年对于年轻的柯永权来说很重要，“我重新认识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，而在这之前我并未对这片土地投入太多的情感和注意力。”